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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豪门国戚孔祥熙]

朱信泉

 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,青年时期经贸有术,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。1927年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,并促?#23665;?#20171;石)宋(美龄)联姻,从此官运亨通,历任工商、实业、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、院长等要职。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,对币制改革、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,有过一定的贡献。但孔以权谋私、贪污腐败,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,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,从此离开政坛。

出身贫寒,办学起家

  孔祥熙,字庸之,号子渊,1880年9月11日(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)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。孔家祖籍山东曲阜,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,后人遂落籍山西,经商谋生。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,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,才渐臻富有。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,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,因染上吸鸦片恶习,家?#25345;?#28176;衰落。

 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?#23665;?#35835;,七岁时母亲去世,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,他随父读书,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。

  1889年,孔祥熙患了痄腮,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,后来溃?#36152;?#30126;,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,不?#32654;?#30126;痊愈。治病期间,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,曾去参观教堂、诊所、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,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,?#20843;?#30001;参观而留连,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”。

  1890年春,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,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,获得父亲的同意,但是族人多反对,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“圣贤书”的传统,经过多次争辩,最后以?#20449;?#21482;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,才被允入学。在1894年底,孔小学毕业,成绩优良,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。为将来打算,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,走求新知的道路。?#25991;?#32463;教师魏禄义的推荐,到直隶通州(今北京市通县)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。孔在校学习勤奋,由于国学根底较好,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,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,因而受到书院的重?#21360;?#28510;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?#20219;?#20851;注,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。孔受教会宣传的“自由、平等”观念的影响,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。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,深受启发和鼓舞。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“文?#40486;帷保?#32852;络同学?#25945;中?#24605;想。
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,各地教会首当其冲,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,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。当时山西巡抚毓贤,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?#25112;?#22530;杀戮教徒,孔祥熙和妹妹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。由于形势日恶,孔家?#32622;?#20381;?#23380;?#20154;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。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?#22530;?#20849;14人,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。义和团被镇压后,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,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?#36138;?#30340;情形,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?#36138;?#21892;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,赴晋谈?#23567;?#22312;办理太谷?#36138;?#20107;?#29616;?#21518;,华北公理会对孔“忠心事主”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,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。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,由该校资送赴美。

  1901年秋,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,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,起初主修理化,后来改修社会科学。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,研习矿物学。1907年耶鲁毕业时,获?#32654;?#21270;硕士学位。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:“提倡教育,振兴实业。”

 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,与美国同学保罗·?#24613;觶≒aul L·Corbin)最为友好,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。孔返国之前,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,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,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;孔则提出设立学校,启迪民智、造就人材,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,当场得到一致赞成。随后,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。

  1907年秋,孔祥熙回到北京。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,邮传部、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,孔均婉辞,决心返回太谷办学。起初,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,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,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。学校取名“铭贤学堂?#20445;?#33521;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),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。孔自任监督(校长)兼授史地、矿物等课程,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,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。到1909年春,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,原址不敷应用,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?#40092;?#21035;墅新址,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。(太原道注:有关铭贤学校参见本站山西高校之山西农业大学)

  孔祥熙办学,德智体并重,并亲自教授体操。当时国内?#24418;?#29616;成的体育教材,他取法美国步兵操典,自制木枪,操练学生。由于课程内容新鲜,很受学生们的欢迎,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?#21360;?#22826;谷商会会长慕名前去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,代为训练商团团员。不久,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?#23435;剩?#30001;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。

 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,各省纷纷响应,10月29日太原光?#30784;?#27492;时太谷的清政府官员早已?#27431;?#38544;匿,地方群龙无首,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。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,他慨然从命,称太谷义军司令,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,?#36766;贡?#23432;四门,孔自率一?#25317;?#19978;北门,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两,使溃兵绕城外而去,从而使太谷免遭劫?#21360;?#38543;后,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,成立太谷营务处,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。附近各县知道后,也纷纷仿效太谷的办法。当山西革命军和清军在娘子关交战时,铭贤的十多名学生组成敢死队,奔赴前方参加抗击清军,孔则负责维持地?#34903;?#24207;,直到南北和议告成。

经销?#27827;?#21644;服务桑梓

 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,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,但他并未忘情对“振兴实业”发财致富的追求。在1912年,孔从生活中观察到?#27827;?#24050;成为?#29992;?#22812;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,经营?#27827;?#23450;有大利?#36175;跡?#20110;是伙同五叔孔繁?#30001;?#31435;样记公司,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,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?#24378;?#29260;火油的总代理权。这一独家经营,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,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。

  “二次革命’失败后国内政治形?#36139;?#21270;,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?#24739;眩?#20110;是答应耶鲁校友、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,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。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,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,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。那时,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,孔宋接触较多,彼此了解感情日增。宋称赞孔为人谦和,“赚钱赚得很得法?#20445;八?#20046;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?#20445;?#32780;孔对宋则“在在佩服”。由于双方情投意合,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。婚后,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,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。

  1915年秋,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。孔继续主?#32622;?#36132;学校和经营商业。他利?#38376;?#25112;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,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?#25381;执?#21150;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。后?#27492;?#25226;“祥记”和“裕华”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,以利发展。宋霭龄除主管家政、相夫聚财,还在铭贤兼教英文。他们有两双儿女:长女令仪,1915年生;长男令侃,1916年生;次女令伟,1919年生;?#25991;?#20196;杰1921年生。

 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,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。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?#27835;?#23665;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,对阎所奉行的“从安定中求进步”和推行的蚕桑、植树、水利、天足、剪辫、禁烟等六项“村政改革”曾给予大力支持,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,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。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,和他自己所主张的“改革社会?#20445;?#25552;倡教育、振兴实业”是“殊途同归”的。1918年,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,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。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,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、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。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,使洋人对山西“模范省”留下较深的印象,从而也博得了?#27835;?#23665;由衷的赞许。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、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,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,孔亦欣然应命。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,如1919年山西大?#25285;?#19968;些县灾情?#29616;?#34928;鸿遍野,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,而?#27835;?#23665;爱财如命,?#33267;?#20110;拔毛。孔祥熙挺身出面代?#32622;?#21628;吁,利用与教会的关?#25285;?#21521;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,用以工代赈的办法,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。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?#32622;?#28193;过?#21482;模?#23545;发展省内交通、开发经济?#36130;?#20102;促进作用,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、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。

待机而出,由商而官

  1922年春,孔祥熙应老同学、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,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,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。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。?#25991;?#31179;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,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。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,孔奉命和张作霖、张学良父子交往,以便加强粤奉?#29486;?#20851;系。1924年初,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,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?#30563;?#22269;大纲?#32933;指?#36820;回北京,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。其后,冯联合胡景翼、孙岳发动“北京政变”反对曹锟、吴佩孚的?#25345;危?#27426;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,与冯等接受?#30563;?#22269;大纲》的影响有关。

  1925年初,为解决国是北上的孙中山卧病京中,孔祥熙“左?#19968;?#25345;、无间晨夕?#20445;?#26159;《总理遗嘱》的签字人之一。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,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,尽心尽力料理丧事。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,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。其后,北方政?#25351;?#36235;混乱,中俄会议时开时停,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,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,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。他很快就募?#27809;?#37329; 100余万元,解决了“铭贤”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?#30784;?/p>

 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,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。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“中山舰事件?#20445;?#25171;击了汪精?#28291;?#21521;共产党进攻,掌握了政治、军事实权;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,蒋介石等又提出“整理党务案?#20445;?#36827;一?#36739;?#21046;、打击共产党,从而夺得国民?#25345;?#22830;的实权;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,作战顺利,北洋军节节败退。孔祥熙看准时机,于同年冬离美回国,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?#25345;?#22830;政?#20301;?#35758;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,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。孔祥熙曾自?#20197;?#35768;?#25285;?#24403;“做大官”的“时会机遇”翩然来临,自己是“最能把握时机”的。

  随着北伐的进展,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,蒋介石加快了?#25745;?#38761;命的步伐。1927年三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,任命孔祥熙为部长,可是孔?#20174;?#26159;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,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。4月1日汪精卫由?#20998;?#22238;到上海,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,捏合“?#29486;鰲薄!八?#19968;二”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,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?#31216;?#27494;汉政府投蒋,为南京政府理财。在宁汉分裂期间,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,奔走于沪、宁、豫、晋各地,拉拢冯玉祥、?#27835;?#23665;等支持蒋介石。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,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?#25991;福?#20419;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?#20301;?#23035;获?#36152;?#21151;。蒋、宋联姻,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?#25285;?#23545;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?#26102;?#23545;华投资,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;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,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,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。

  1927年8月,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,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。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,孔祥熙奔走于宁、汉、沪、粤、晋、豫各地,拉拢各方,“苦心疏解,历时数月,极尽调护?#26377;?#20043;力?#20445;?#26368;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,呼吁宁汉?#20843;?#26041;团结”迎蒋复职。1928年 1月,蒋介石?#25351;?#20102;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”职务。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,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,继又选其为“国府委员”。从此,孔的官运、财运十分亨通。

  孔祥熙于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,1930年工商、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,孔继续担任部长。就任之初,孔曾发表施政宣?#35029;?#22768;称“自当以休养生息?#25351;?#20803;气为第一步,以积极?#24613;?#21147;图发展为第二步?#20445;?#24182;以全民福利为主旨,以中外?#29486;?#20026;方术?#20445;?#35880;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,力谋发展国家富源,改善人民生计”等。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 100余种,其中较为重要的有:工会法、商会法、票据法、公司法、海商法、工厂法、船舶法、商标法、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,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?#25345;危?#36825;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,是有一定需要的。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,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,对内?#32422;?#25345;搞军事独裁,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,以致内战连年不断,对工农红军则进行“围剿”。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?#27809;?#21457;动了“九一八”事变,侵占我国东北。内忧外患使“百业凋敝、民生困苦?#20445;?#22269;民经济濒于破产?#20445;?#33258;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、实业建设,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,“因时事多艰,未能多所建树”。

 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,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,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,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。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?#31119;?#24182;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。国内各反蒋政治?#26432;穡?#21017;要求蒋介石下台。蒋在内外交困的?#32622;?#19979;,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长和?#33014;?站?#24635;司令的职务。对此,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,决定和蒋同进退。年底,行政院改组,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。
1931年底,国民党?#24917;?#19968;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、?#26053;?#26530;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,是蒋介石、汪精卫、胡?#22909;?#21508;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。由于孙科、?#26053;?#26530;没有力量应付“财政危机”和“外交危机?#20445;?#24456;快就陷入困境。1932年1月下旬,蒋介石、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,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,宋子文任副院长、兼财政部长;3月6日,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?#34987;?#22996;员长兼军事?#25991;?#37096;?#25991;?#38271;,重新掌握了军权。孔祥熙则于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,赴?#20998;?#32771;察实业。

 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,是接受蒋的秘密委?#26657;?#21521;德、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、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。在意大利时,墨索里尼曾建议:中国建设国防应从?#31449;?#30528;手,因?#31449;山?#24555;发展,所需经费也?#32676;?#20891;少,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?#31449;?#23380;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,被蒋介石所采纳。孔在德国和捷克时,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?#25285;?#32856;请德国军事?#23435;剩?#20026;蒋继续“围剿”红军效力。孔在英国时,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。孔于翌年3月回国。

  1933年4月6日,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。当时的财政状况是: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,又因加紧“剿?#30149;?#32780;军费支出猛增。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,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,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,每月赤字达 700万元,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。面对巨额财政亏空,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。九月,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?#27809;?#35758;回国后,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,因“剿?#30149;本?#36153;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,?#40723;?#20140;财政困难更为?#29616;亍?#23435;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,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。10月29日,蒋批准宋的辞呈,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?#32422;?#20013;央银行总裁。

总管财政,扩展“国家垄?#29486;时尽?/p>

 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,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、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,和宋子文不同的是?#25300;?#33931;命是从”。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,历久不衰。

  孔在抗战?#23433;?#21462;的主要财政措施有:减轻田赋附加,废除苛捐杂税,创办直接税,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;对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,以财政控制金融;实行法币政策,垄断金融,操纵国计民生;整理?#28903;指础?#20538;信?#20445;?#20026;举借新债作?#24613;?#31561;。

  1934年4月,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、?#21360;?#28248;、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,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“剥削悉索?#20445;?#20351;“人民生活,日益穷困,社会经济,日益凋敝,国家财政,永无好转之日”。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,增?#37038;?#20837;,必须废除苛杂,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?#30784;?#20116;月下旬,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,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、整理地方财政、整理田赋减轻附?#21360;?#24223;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、整理币制?#29123;门?#26449;金融等案。会后?#20174;?#36130;政部明令各省执行,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。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,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,拨归地方以资?#26893;埂?#25454;统计到1938年底,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,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,客观上起了“?#36816;?#27665;困”的作用。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,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?#20174;?#21462;予求,反得依赖“中央”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,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。此举的效果,曾使蒋介石“深感惊奇和意外”。

 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,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,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“钱袋”这一任务的。当时,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,?#29616;?#22269;、交通两行的发行?#21487;?#24471;多;以该行2000万股本而?#35029;?#20854;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,存款虽名目上有 2亿数千万,但多为国库转帐,亦非现金。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,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。孔接任财政部长后,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,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、交通两行吞并过?#30784;?/p>

  1934年5月,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?#26102;?#30001;2000万元增?#25317;?#19968;亿元,以加厚实力。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?#24613;福?#20110;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,并附一张2O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,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?#26102;荊?#20174;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。三天之后,孔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人事改组,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,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,把原任总经理张?#20255;?#35843;任中央银行副总裁。对交通银行,财政部则增加官股800万元,占该行股份的半数。

 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,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,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,这种情形中央银行早已十?#26088;刀省?#21335;京政府建立后,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、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?#29486;?#21644;支持,从而?#21442;?#38134;行自身分润到巨额债息。但是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?#21462;?#36196;字庞大而心怀忧虑,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在内战中化为硝烟,或者落入军阀、政客的私囊,而银行家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,他们深为焦急。为?#23435;?#25252;自身的利益,银行家们对南京当局予取予求的做法,自然不愿“事事听命?#20445;?#26377;时反?#40723;?#20140;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。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,蒋介石在给国民?#25345;?#22830;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,指责中国、交通两行“?#35752;?#20854;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,……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?#36347;病薄?/p>

 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、交通两行的时候,不光是凭借所掌握的财政权力,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。在对中、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,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、金融枯竭、银根奇紧的时候,江浙工商业?#26102;?#23478;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。此时,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、交通、农民三银行放出工商贷款2000余万元,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业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的需求,是因为中国、交通两行不?#29486;?#30340;缘?#30465;?#25552;出只有增资改组,使两行与中央银行密切?#29486;鰨?#21017;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,利息?#37096;山?#20302;。这一说法,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?#26102;?#23478;所?#27835;牛?#24182;盼望早日实现。孔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工商界拉过来,使银行家限于孤立,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。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,孔及时作了让步,从官股占55%改为官商各半,以安定商股?#26102;?#23478;之心。对总经理张?#20255;?#21017;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,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,免得他掣肘;另一方面?#27835;?#20197;重任,在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,?#32622;?#24352;兼中央信托局局长,同年12月?#35895;?#21629;张为铁道部长,使张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。在南京政府内部,孔用不惜辞职的坚决态度,力争对中国、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,顶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?#38498;?#25351;责。汪因阻挠无效,一怒而拂袖去青岛?#25226;?#30149;”。
在增资改组中、交两行的同时,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,蒋介石兼该行理事长,孔自兼董事长。至此,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?#26102;?#38598;团,以“国家’为幌子,达成了对中、中、交、农四行的充分控制,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。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,铺平了道路。

  四行增资改组,虽然增强了财政部对金融业的控制,但仍然没有点石?#23665;?#30340;办法来?#26893;?#22823;量军费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。1933年“废两改元”之后,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,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?#19968;?#21048;,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;如果滥发钞票,更会因通货膨胀发生?#33539;遙?#20197;致那些现银?#24613;?#19981;足的发钞银行会因此?#36129;鍘?#20026;此,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,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“法币”?#24904;?#20195;银本位币,以便垄断金融、操纵国计民生。

 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,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。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,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?#24613;?#21518;在国际市场上大?#28212;展?#30333;银,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。南京政府虽下令征?#25214;?#20986;口税和加征平衡税,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?#24739;?#19978;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,使?#21307;?#34701;形势更加险恶。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,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?#24033;?#30333;银的情况,沪、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?#33539;搖?#21335;京当?#21046;?#20110;形势,于1935年11月 3日匆忙发布《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》,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“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”。布告规定自次日起,以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“法币?#20445;?#36880;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;将白银收归国有,限期以法币收兑;集中保管法币?#24613;?#37329;;法?#19968;?#20215;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。在国际上,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,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、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,以及法币在与外汇?#29123;?#19978;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。其后,在解决了法币在汇?#21490;?#38754;同时针住美元之后,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。币制改革获?#36152;?#21151;,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?#40723;?#20140;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,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?#22242;?#19994;生产的?#25351;矗?#20063;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,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。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,正是在垄断?#31169;?#34701;、实施“法币”政策的条件下,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?#29486;时?#24471;以加速膨胀的。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、亦官亦商、因利乘便的情况下,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。

  整理?#28903;指础?#20538;信?#20445;?#20063;是孔祥熙在抗战?#23433;?#21462;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。举债,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。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,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、偿期不一、?#20013;?#32439;繁的?#28903;?#36827;行整理。1936年 2月28日,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?#34987;?#22996;员长。随后,南京政府财政部和“债券持票人会”共同议定:本年由财政部发行“统一公债?#20445;旨住?#20057;、丙、丁、戊五种,共14.6亿万元,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,以资整理。此举对财政部?#27492;担?#36798;到化零为整、偿付便利、拉长债期、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。至于外债,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。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,债务信誉毫无,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?#20064;?#23380;和有关国家?#30452;?#20132;涉,先后达成减免欠息、陆续偿还的协议,从而?#25351;?#20102;债务信誉,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。

  抗战前,孔主掌财政,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,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‘围剿”中出动百万兵力,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?#32439;?#38271;征;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,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“中央?#20445;?#22312;镇压?#26696;?#24314;事变”中,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,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,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。但蒋对内镇压异己,对日本?#33268;?#32773;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,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,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。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,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,他为?#23435;?#25252;?#20843;?#22823;家族”的现实利益,运用他的老谋深算,和宋子文、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,终于遏制了?#38498;?#24212;钦为首的“讨伐派”的图谋;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、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,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,使停?#40723;?#25112;、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。

  1937年三月,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,前往伦敦参加英?#26159;?#27835;六世的?#29992;?#20856;礼,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。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?#26159;?#27835;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,称赞孔祥熙是“统一中国财政,整理中国税制,改革中国通货,?#25351;?#20013;国国际信誉,平衡中国政府预算”的“伟大理财家”。孔在?#20998;?#26399;间,还先后到意大利、捷克、瑞士、德国、法国、比利时参观访问。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?#25285;?#38543;即装船东运,“七七”事变后用于抗战。六月中旬,孔从?#20998;?#21435;美国,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;27日抵达华盛顿,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 万美元的协定;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、国务卿赫尔,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,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,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。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,订购了一批汽?#20572;?#30001;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,以备战时之用。 7月19日孔从纽约再批伦敦,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,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3000万英镑。 7月26日,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“大战已开始,和平绝望,希在国?#21490;?#38754;多所接洽”的密电后,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?#31169;?#34701;协定。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?#31119;?#20294;未获具体结果。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,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。

  1938年三月,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,实行改组,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,?#32422;?#36130;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;不久?#26088;?#22235;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,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。

保障供给有“苦劳?#20445;?#36890;胀”、“征实”民不堪

  抗日战争初期,由于敌?#35838;?#24369;,日本?#33268;?#32773;处于战略进攻地位,华北、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,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%以上的关税、盐税、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。为了坚持抗战,对军事、教育、经济、交通等各个方面,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。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,保障供给方面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:

  一、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。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?#30784;?#22686;加生产,曾于1937年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、工矿、贸易三个调整委?#34987;幔?#26469;?#30452;?#25351;导进行。工矿调整委?#34987;?#22823;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,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452家(公营和国营的在外),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,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。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、机件补充、原料采购、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,?#27809;?#22343;予指导和协助解决。在工贷方面,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,仅1940和1941两年,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(国营厂矿在内),?#40723;?#36801;工厂得以较快复工。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,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。又在内地成立工业?#29486;?#21327;会,孔祥熙自兼?#27809;?#33891;事长,?#38498;献?#26041;式组织当地人力,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,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,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?#29486;?#31038;近2000个,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,月产值2000多万元,效益可观。

  二、在?#36139;?#25112;时农业生产方面。国家银行?#22242;?#26412;局大量增?#20248;?#36151;,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。1939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,1941年?#21364;?#20986;之总额则近五亿元。农产促进委?#34987;?#21017;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,病虫害的防治,以及水利、?#38414;场?#32933;料、蚕桑、畜牧?#22242;?#26449;副业的推进等,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?#37038;?#20837;达二亿元。粮食增产委?#34987;?#20027;办粮食增产工作,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。由于财政?#22242;?#19994;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,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,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,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?#32654;?#20197;供应。

  三、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。当“八一三”上海作战开始后,沪、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?#20445;?#36130;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,随?#20174;?月15日颁布《安定金融办法》七条,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,以防止巨额提存和逃避资金?#25381;至?#20013;、中、交、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,成为战时金融枢纽。为?#31169;?#31435;战时金融网,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,在西南、东南、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、支行和办事处。1942年七月,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,使之各归专业,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。对于普通商业银行,则进行?#32454;?#31649;理,限制新银行的设立;并在?#26007;?#24120;时期银行法》中规定,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,行员不?#32654;?#29992;行款经营商业。抗战初期,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,发行额虽有增?#25317;?#23646;于?#35270;?#21518;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。

 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,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?#20174;?#20986;按照大银行家、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;以及依?#25509;?#32654;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。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?#32454;?#30340;统制措施,?#20174;?#26080;限制?#24352;?#20215;供给外汇,来维持法币对英镑、美元的汇率,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?#24418;?#22871;购而去。后?#27492;?#28982;停止无限制供应,实施外汇清核办法,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、中美外汇平准基金,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空。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,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?#28291;?#21518;来,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“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,来摧?#24418;?#20204;抗战的经济”。

 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一面,也日益暴?#19969;?#22312;财经方面,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,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。苛征重敛以及?#27809;?#25193;展买办的封建的国家经?#26102;?#30340;行径,导致国民党?#25345;?#21306;的经?#20204;?#21521;衰落。这一阶?#21361;?#23380;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:

  一、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“公库法?#20445;?#24314;立国库网。为了增辟税源,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、遗产税、财产?#39276;?#25152;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;扩大货物税范围,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?#30343;?#20110;直接税的,均采取?#26088;独?#36827;制。由于采用?#40092;?#25514;施,虽然征税地区日狭,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,而工商业和民众的?#26696;?#21152;重情形,就?#19978;?#32780;知了。至于“公库法”于1939年10月实施后,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,均集中于各级公库,不得各自为政,从而祛除了一些“虚?#22791;?#28389;、中饱渔侵”等积?#20303;?/p>

  二、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。1941年4月,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、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,并获通过。随后,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,研讨实施办法。改订财政收入系统,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,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;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,独立为自治系统。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,统由中央接管。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,并使蒋、孔采用统收统支等手?#21361;?#21152;强了对地方控制力。

  田赋在此之前,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,至此自然改归中央。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?#31119;?#35268;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,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。征收标准,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?#38505;?#25910;稻谷二市斗。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,每元改为折征稻?#20154;?#24066;斗。此外还有?#20843;?#36171;带购”和?#20843;?#36171;带征?#20445;?#21439;级公?#31119;?#31561;名目向农民勒收粮?#22330;?#32780;四川、广西等省经过批?#21450;选八?#36171;带购?#20445;?#25913;为“借粮?#20445;?#26356;是不费一文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。据官方统计,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,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 655余万石。田赋征实的实施,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、公粮的供应,缓和粮价的上涨,充裕国库,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?#32622;?#26174;的,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。但田赋征实以及“带征”、“带购”。“带借?#20445;?#26080;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。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?#21451;?#31561;手?#21361;?#25226;赋?#26696;?#25285;尽可能转嫁到佃农身上。加上征兵、工役和拉夫,农民负担之重,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。国民党?#25345;?#21306;的农业生产,因而日趋衰落。

 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“国计民生兼顾并筹?#20445;?#32780;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,这在财政当局实施的“专卖”和“统制物资”?#26085;?#31574;中,表现?#20219;?#31361;出。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,加强了官僚?#26102;?#23545;商业的垄断,?#29616;?#25703;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。如贸易委?#34987;?#21644;各专卖机构,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,以剥削生产者,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?#36129;眨?#19968;面又以专卖方式,抬价出售统销产品,?#36816;?#25324;广大消费者,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。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?#26377;?#24452;,视为“理财的良策”。对于民族工业,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、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,更用“加入股份”、“共同经营”和“接管”等手法予以吞并。据统计,抗战后期仅资?#27425;被?#19979;属的79个企业,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个(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),与各省地方官僚?#26102;?#21450;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,而?#27809;?#33258;办的只有21个。?#20843;?#22823;家族”正是打着“抗战建设兼顾”的旗号,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,横征暴敛,巧取豪夺,使所掌握的国家垄?#29486;时?#24471;到进一步的膨?#20572;?#20294;它是?#36816;?#23475;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,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,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,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。

豪门国蠹,世人侧目

  抗战期间,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“举国抗战?#20445;?#26377;钱出钱,有力出力?#20445;?#32780;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,谋取私利,大发国难财。国民党?#25345;?#21306;的广大民众,对?#20843;?#22823;家族”在抗战后期的独裁、贪婪、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,日益不满。

  1944年5月,中国西南实业协会,迁川工厂联合会、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《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》,?#24466;?#22269;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。其后,黄炎培等30人发表《民主与胜利献言》,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,实行民主政策。抗战七周年纪念日,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,揭露国民党的腐败?#25345;危?#35201;求改良政治。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?#19978;?#20063;?#27809;?#32780;动,予以抨击。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,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?#20849;?#21644;应有的惩处。

  1944年6月,孔祥熙?#36152;?#24109;国际货?#19968;?#37329;世界银行会议赴美,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。孔?#32622;?#22269;后除参加会议外,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,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。会谈中,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?#29123;?#38382;题上和美方意见?#21046;?#24456;大,遭到美方的反对。孔去美国之际,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,大片国土沦入敌手,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,使中外震惊、舆论哗然。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?#25991;?#38271;的史?#36132;慈?#26435;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,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,后虽经蒋介石、孔祥熙等软拖?#37096;?#32780;顶了回去;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,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。11月,蒋介石只好发表以?#40065;稀?#20446;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。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,在任长达11年之久,可见受蒋宠信之专。孔辞财长职后,滞留在美国半年余,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,七月离美返国,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,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,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?#25345;?#22830;执行委员的?#24223;巍?/p>

  孔祥熙亦官亦商,聚敛了巨额资财,在官僚?#26102;?#23478;中居于首位。孔在从政?#20843;?#20063;有些资产,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。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,在使国家垄?#29486;时?#19981;断膨胀的同时,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。孔家的?#26102;?#20027;要是商业?#26102;荊?#20182;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?#26102;?#30340;保姆,工业?#26102;?#21017;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而为之。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,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、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、次女孔令伟经营的。

  抗战前,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、陈行、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,专做证券、标金、棉?#30784;?#38754;粉等的投机,在交?#36164;?#22330;上多次掀起风?#20445;?#24341;起对手的?#36141;?#21644;舆论的抨击,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,终于无事。抗战初期,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,据说就“捞了800万英镑”。1939年时,宋霭龄在美存款,居重庆政府?#20843;?#26377;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?#20445;?#34987;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“中国人民的钱袋”。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,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,肩负实?#35797;?#20219;,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;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,掌握“国家专运”特权,?#27809;?#35013;运私货,走私贩私,获取暴利。孔令侃“经商赚钱”的本领,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。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、广茂兴、晋丰泰等企业,利用当时工不如商、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,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,大发国难财。至于1944年的朋?#32622;?#37329;公债案,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,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。

  抗战胜利后,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,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,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,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。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,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,都是不同于“祥记”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,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。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,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,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,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,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。这些事实说明,孔家的“商誉”和以往的“官声”一样令人侧目。

 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,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,1946年曾当选为“国大”代表,但由于政学、CC等?#19978;?#30340;抵制,孔复出无望。1947年秋,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,匆匆离沪去美国。1948年一月,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。1949年大陆解?#29275;?#33931;介石集团退处台湾,曾聘孔祥熙为“资政”。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。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,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。

  (摘自《民国著名人物传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7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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